进入新世纪以来，于漪将很多精力放在了“学科育人”的工作中，因为她认识到，教育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，是为学生“树根立魂”的事业。为此，在“两纲教育”（2005年3月14日，上海市科教党委和市教委联合颁布《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》和《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》，简称“两纲”）推进过程中，她是号角、是旗帜；从2008年起，她不顾耄耋高龄，连续主持了三届“上海市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”的工作，为各区县培养了100多名学科德育骨干教师。

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，她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敏锐地认识到，我国从近现代延续至今的学科课程设计，基本上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，这当然有其积极意义，但是由于各学科有其独立的话语体系、知识结构，在实践中一旦陷入学科本位而非学习者本位的误区，就会带来弊端，那就是过于重视学科知识的传授，而忽视每个学科自身所蕴含的丰富而又独特的育人价值，从而形成“智育”与“德育”两相分离的状态。因此，她旗帜鲜明地指出：课堂是落实德育的主阵地，学科教学是落实德育的主渠道。为此，她从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两个层面发力，努力实现语文课程的“德智融合”。在理论建树上，她1964年的《胸中有书，目中有人》《把语文课上得朴素一些，实惠一些》、1979年的《既教文，又育人》、1989年的《立体化与多功能》、1995年的《弘扬人文，改革弊端》，都体现了她学科教学与学科育人相融合的“德智融合”的思想。在实践探索中，她强调语文课要立体化施教，多功能育人，追求“大象无形”的教学风格，让每堂课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具有多功能的育人价值。

于漪“德智融合”的教育教学思想，在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当前背景下，对于如何贯彻落实教育的“立德树人”根本任务、如何在核心素养视野下充分彰显各类课程的学科育人价值，具有极其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。她的许多教育教学思想，如“营造生命涌动的课堂”“语文教育是民族文化之根的教育”“语言和思维融合发展”“在美的熏陶感染中塑造心灵”等，对于当前语文教师正普遍感到困惑的“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如何落地”的问题，不仅具有价值引领的意义，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方法论意义。

于漪曾经说：“在教学的过程中，我脑子里总是不断地有新问题，正是这些问题，让我在教育教学之路上不断探索前行。”回顾于漪的教育教学思想发展轨迹和实践探索之路，我们会发现，她有一条非常清晰的、不断演进的路线，而这条演进路线背后的一个推动力，就是她的问题意识。

这正是于漪的可贵之处，她决不将自己定位在批判者的角色上，她绝不把自己置身于教育发展的滚滚洪流之外，而全身心地把自己投入进去，从学术思考与行动探索两端发力，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。以语文学科为例，20世纪70年代末，针对语文学科教学去思想化的现状，她提出“既教文，又育人”；80年代，针对语文教学过于强调文章学、语言学、文学等静态知识而忽视学生思维训练的情况，她提出“语文教学应以语言和思维训练为核心”的语文教学观；90年代，针对语文学科片面强调工具属性而忽视其人文属性的思潮，她通过深入研究，撰写《弘扬人文，改革弊端》等一系列文章，鲜明地提出语文课程“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”的观点，推动“人文性”写进语文课程标准；到新世纪，针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“育分不育人”的情况，她出版了《教育的姿态》一书；针对一些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的教育不自信言论，她也撰写了大量文章，疾声呼吁“以教育的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”。

于漪的这种基于问题意识而致力于学行建设的教育者姿态，在当前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习总书记说：“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。”教育是一个不断追求理想境界的事业，是永远追求完美的事业，但它的发展，注定也是一条永远绵延不尽的“光荣的荆棘路”，如果只是批判，只是抱怨，只满足于当教育教学领域里的“愤青”和“喷子”，这也瞧不起，那也看不惯，却不愿去做踏踏实实的建设工作，恐怕对于教育的发展而言并无实际意义。真正有意义的是，在认清方向的基础上，披荆斩棘，走出一条路来，这样才能不断前行。

2017年1月，于漪在《人民教育》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《以教育自信创建自信的教育》，明确提出了“教育自信”的命题，引起了国家领导部门的充分重视，这是“四个自信”在教育领域的思想回声，也是当下教育领域的黄钟大吕。

我们知道，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是当今的两大思潮，也是教育界的两个很重要的思想表征。特别是全球主义，在我国当下的教育界——尤其是基础教育界影响甚剧，有个别的研究者和一线教师，有意无意地以效仿西方为时尚，仿佛一谈传统就是落后，一谈民族就是保守。

于漪的“教育自信”思想，彰显了作为一名中国教师旗帜鲜明的国家民族立场。她始终站在国家与民族发展的立场上，牢记母校镇江中学那句“一切为民族”的校训，她的“明灯陪我过半夜”的孜孜矻矻的敬业精神，她的“站上讲台，就是用生命在歌唱”的忘我精神，她的“让生命与使命结伴同行”的使命精神，她的“教师责任大如天，一头挑着学生的未来，一头挑着祖国的明天”的责任意识，她的“一辈子做教师，一辈子学做教师”的进取精神等，都是源于为国家的强大、民族的复兴的伟大使命。这在别人看来可能有喊口号的嫌疑，但在于漪那里，却是扎扎实实、令人信服的课堂教学、学校办学、教师培养、教育建言、著书立说的实践文本。

但是，于漪同时又具有非常开阔的世界视野。一方面，她对教育目标的思考，是放在当下经济、文化等各领域竞争、交流、碰撞的世界格局中来展开。因此，对“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培养怎样的人”这一问题，她的回答掷地有声：“培养有一颗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。”另一方面，对于世界上从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到赫尔巴特、布鲁姆，乃至日本的佐藤学等各个国家、不同流派的教育教学思想，她都有深刻的理解，因此，在“怎样培养人”的思考上，她又广收博取，并进行实践性的转化。这种转化，不是在名词术语上标新立异，而是着力于“中国本土教育学”的创建。她曾多次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要创建中国的现代教师学，创建我们中国本土的教育学。”

在如何处理“民族”与“世界”的关系上，于漪就像一棵大树，她将根系牢牢地深扎在国家和民族的沃土里，而她的枝叶同时又时刻感受着世界的风云。于漪教育教学思想体现了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辩证法，她的“变”，是源于现实思考而贡献出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智慧，因此她的教育教学思想永远是与时俱进的；而她不变的永远是前进的方向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对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基础教育和学科教学的本质的理解、目标的理解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她既是“坚守者”，又是“超越者”。或者也可以说，正因“坚守”，所以“超越”。

于漪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只要读过她的《岁月如歌》这本书的老师都知道，她年轻时就得过两次重病，忍受了常人未曾经历的病痛的折磨，再到后来，心脏、血压、肺功能、肾功能都出现问题，还曾经因为心脏病而被送进重症监护室。但是，人们在讲台上看到的，永远是精神饱满、激情洋溢的于漪形象，神采总是那么意气飞扬，思路总是那么敏捷顺畅，语言总是那么富有吸引力。却很少有人知道，当走下讲台，回到家后，于漪总是要大把大把地吃药。她的确是一位“用生命在歌唱”的“人民教育家”。

于漪经常说：“教师，就是用生命在歌唱。”她还说：“我们教师，不仅要脚踏实地唱人歌，还要仰望星空奏神曲。”

就我体会，“用生命”这三个字是很有力量的，因为它诠释了一名“草根教师”究竟应该怎样“脚踏实地唱人歌”。于漪经常引用当代作家汪曾祺的一句话：“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出来，倾力一搏，像干将、莫邪一样，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，这，才叫活着。”于漪就是把自己生命的精华全都调动起来，在讲台上用生命倾力相搏的，正因如此，张志公先生才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于漪教书简直着了魔！”

“歌唱”，既是于漪对生命、对教育的一种审美定位，又是于漪教育教学思想的隐喻性表达。教育不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，而是生命境界的提升。因此，教育一定是美的，是能够令人感动的，这大概也是很多对于漪不太了解的人给她贴上“情感派”标签的原因吧。

于漪“用生命歌唱”的姿态，就是“脚踏实地”与“仰望星空”的融合，她认识到了教师这份工作对于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，并用生命来歌唱、来践行，她这位“草根教师”就成为了“人民教育家”。由此我们不难认识到，教师的确是一个很平凡的岗位，我们在这个岗位上当然要脚踏实地地上好每一堂课，做好每一件事；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，我们所做的每一项工作，哪怕再细微、再渺小，都事关学生的未来，都事关祖国的明天，必须有教育意义，必须合乎教育的方向。所以，我们不仅要做脚踏实地的实干家，同时还必须是仰望星空的探路者，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所做的辛苦的工作，不至于迷失了教育的方向，违背了教育的规律，背离了教书育人的初心。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“一个人的觉解程度对于他所做之事的重要意义”，于漪也反复呼吁：“生命赋予了我们一种责任，就是精神的觉醒与成长。”他们都强调“精神觉醒”的重要意义，道理就在这里。